“谁住在故宫里面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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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2021年一个寻常的春天傍晚。云南省红河州的一所乡村小学里,上完了一天的课,放学了,寄宿的孩子们一边等着开饭,一边围在新来的老师身边。
老师随手拿起桌上一本书,这本书讲的是世界景观建筑。翻开前几页,出现了柬埔寨的著名景点吴哥窟,大家不知道这是哪儿,围上来:“老师,你能给我们讲讲吗?”
©薛寒
老师开始讲吴哥窟的故事。孩子们听得入了迷,人越来越多,很快聚集了二三十人。后面的孩子看不见书上的图片,老师就举起来给他们看。
讲完了,他们要求老师再讲一个。再往后翻,就出现了故宫。孩子们甚至也不知道故宫,有人问了一个很可爱的问题:“老师,现在是谁住在里面?”
这个问题,对这位名叫薛寒的老师来说,是一种心灵的震动。她是一家公益组织的项目负责人,在北京长大,高中就读于北京最好的人大附中,后考入北京大学,是那种简历闪着金光的女孩。大学毕业后,她在公关公司工作过两年,却始终无法从工作中感受到价值,很快辞职,成为一位国际志愿者,在柬埔寨工作了接近十年。2020年,她开始在云南红河做公益。
孩子们的提问,带来的震动是强烈而隐秘的。一方面,她眼前的乡村已经建设得很好了,水电网都齐全,而且村里最好的建筑,就是学校。但另一方面,村小的孩子,不知道的东西又很多:
他们不知道梅花鹿长什么样子。
不知道荷兰是世界上另一个国家。
他们没有见过高铁。
做数学题的时候,题目讲一个人坐出租车,怎么算价钱,他们会先问,“什么是出租车?”
去到红河的前几个月,这种知识的鸿沟,是最让薛寒难过的,“我们觉得他们应该知道的东西,他们其实还没有机会知道。”
在这个傍晚之前,作为一位十年的公益人,薛寒对自己的工作该怎么做,有很清楚的规划。她觉得他们应该主要做硬件,学校看起来挺好,但边边角角的东西还可以建设,比如,给孩子们筹款买冬衣、安玻璃、修床板、完善教师宿舍、把教室建设得更好……
和村里孩子们在一起 ©薛寒
她之前没想过做支教,因为支教需要一套系统的课程,支教的志愿者来来往往,也很容易没有持续性,之前有过新闻,说支教老师来来去去,反倒让孩子们伤心,“我们会想,支教是不是主要满足了支教老师的心情”。
但后来她发现,情况好像并不是这样。这所村小的老师不多,能教的东西也有限。在整个红河,情况也都相似,网上有句玩笑话是“你的语文是不是体育老师教的”,这确实是可能的——有时候,同一位老师除了教语文数学,还要教音乐、体育和美术。
所以有几次,村小的老师们临时有事,薛寒帮忙代过课。在课堂上,她发现,孩子们是真的缺少很多知识,当不同的老师来做分享的时候,他们愿意听,有好奇心。而且她意识到,孩子们比他们想象得坚强,他们对新知的渴求,超过了一切。
因为这些,也因为那个讲故宫故事的傍晚,薛寒感受到了一种呼唤。她决定在改善这些学校的硬件之外,做更多的事情。
“你什么也不图的时候,是特别快乐的”
薛寒是以她明亮的大嗓门儿出现在电话那头的,“嗨!”一下就把沉闷的气氛点亮了。
她是那种现代都市生活中少见的人,声音特别明亮,能量十分充沛,聊天中时不时哈哈大笑。谈到红河,她总会很顺口地说,“我们村儿!”
©薛寒
十多年前,薛寒从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,她本来循着传统的“精英道路”,进入了一家国际公关公司,服务的是全世界五百强的企业,但工作了一年多以后,她意识到——有哪儿不太对劲儿。
这份工作有很棒的地方,同事很好,她自己也正逐渐成为一个专业人士。但她总是忍不住想,他们除了为客户提供建议、解决问题,在商业上带来价值之外,对更广泛的普通人来说,这份工作有提供更多的帮助吗?
她是那种充满理想主义气质的人,大部分人通过成就自我即能获得意义感,但薛寒想要走得再远一点。这也许和她的成长经历和个性有关系。在人大附中,她参加过保护流浪动物的社团。到了北大,正值2008年北京奥运会,她报名成为志愿者,被分到鸟巢的媒体部,服务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。服务结束的时候,记者们会来感谢她,送她小礼物。这是一种平等的、友好的关系。这段经历对她影响很大,“那一个月时间,我特别高兴,你就是去服务他人,帮他们解决问题,你什么也不图的时候,是特别快乐的。”
此后的人生里,想要帮助到别人,对于薛寒来说是非常本能的呼唤。想明白了这一点,她很坚定地提了离职,办完手续后,在同事的车里大哭,但她心里也很清楚,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浑浑噩噩下去了。
薛寒休整了一段时间,刚好在那时,大学的朋友们决定去柬埔寨做国际志愿者,她也很感兴趣,就加入了。薛寒拖着巨大的行李箱,此后在柬埔寨待了十年,在那里,她从零开始,一点一滴,建立了对“公益该怎么做”的认知。
“你能再教我一遍吗?”
薛寒去到云南红河,要从一个意外的电话说起。
2020年秋天,之前薛寒带过的学生志愿者,突然给她打了一个电话,上来就问:“姐,咱机构还有钱吗?”
这个学生正在自己的 Gap Year,报名到云南红河的一所乡村小学支教(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所)。天气转凉了,海拔又高,当地已经很冷了,他穿着羽绒服,“上课都冻得想哭”,更心疼班上的孩子,很多还穿着单衣。他想给全校404个孩子定制统一的保暖衣,需要七万多块钱,但他没有募款渠道,就想到了当年带着他们在村里建过小学的薛寒。
接到这个电话时,正好是薛寒和同事们的迷茫期。疫情开始了,他们原本的公益项目不能如期推进。他们走访了很多省份的农村,但始终没想得太清楚哪里需要他们去做些什么。直到这个电话,把薛寒他们拉到了红河。
到了那里,他们发现,学校还是有很多需求。她通过北京一所学校的义卖,给红河的村小募了一笔款,解决了孩子们冬衣的当务之急。再比如,教室的玻璃碎了,他们帮忙补一补,宿舍条件一般,他们想办法完善。还包括帮着忙碌的老师代课。虽然是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着解决,其实也不错。一天一天的,就这样留了下来。
2021年春夏,薛寒开始尝试探索支教以及线上支教的可能性。
第一次尝试,是在学校的一间小房间里,她用投影仪播放了一部国家地理的纪录片。她最初的想法,不是想上课,只是觉得寄宿的孩子们晚上太无聊,想丰富一下他们的生活。但这次的效果超出了她的预料——孩子们特别愿意看,一个个小脑袋凑过来,哪怕是站着,挤在门口,他们也坚持看完了。这让薛寒有了信心,觉得这种形式,孩子们是接受的。
第二次,她的尝试更进一步——当时学校刚有了电子屏,他们就开始用专业的课件,线下给孩子们上课。虽然不是经过专业培训的老师,但她发现,只要好好准备,做好了课件,孩子们也是愿意听,而且会积极地互动,会记得那些知识。
再之后,到了暑假,孩子们回了家,薛寒也回到了北京,她开始尝试线上支教。
最早,她线上支教的对象只是一个小女孩。这也是偶然开始的——这个小姑娘,当时正在村小读五年级,和薛寒关系很好,时不时的,她会打微信视频给薛寒聊天。她有一种童真和好奇,会扔出一长串问题:“这是你的房间吗?能给我看看你后面是什么吗?你家里人在吗?你的窗户外面是什么样子?北京的路是什么样的?”
两个人聊了很多次天,薛寒提出来,“要不我给你讲讲故事吧”,后面变成,“要不我给你讲讲课吧”,小姑娘也很乐意。
她们就开始了微信视频里的课堂,一周两次,约好时间,女孩准备好纸笔,薛寒给她讲故事,每次再学几个英文单词。她会很期待,每次都会守着时间打给薛寒。后来她提出来,能不能再叫上她的表妹和朋友?她们也想听。这堂课就从两个人,变成了四个人。
薛寒教她们学英文,是从身边的东西教起。比如,今天女孩和妈妈去地里摘黄瓜了,薛寒就教她黄瓜的英文单词,桃子的英文单词。她学得很认真,有时候忘了读法,会发语音给薛寒:“老师,你能再教我一遍吗?”
这个过程里,真正影响到了一个具体的人,这给了薛寒信心。她正式开始了远程支教的尝试。听众从最初的两三个人,变成了一个班级,16个孩子,更多的孩子。
和“僵尸好友”一拍即合
在线支教的初步尝试中,薛寒也发现了一些问题。
他们招募了志愿者,用腾讯会议的形式上课。每次上课前,她要挨个去通知,挨个记录会议号。她排课的方式,也相对原始——就是手动填写一张Excel表。整个流程的效率不高,课程也还有待开发,当时她正在思考,怎么让这件事变得高效。
恰逢其时,2022年7月,她接到了另一个电话。
首先是在微信里,一个多年未联系的朋友蹦了出来,问她:“薛寒,你是不是在云南做公益?”颠簸的山路上,电话打了过来,网络断断续续的。这个电话,来自腾讯SSV(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)数字支教实验室的严霁玥,她想问一问,她们是不是能一起做些事情。
五年前,她们在微信上被共同好友介绍认识,但从未聊过天,笑称彼此为“僵尸好友”、“躺在通讯录里的人”。但现在,正是一个合适的时间,她们在为同一件事情工作——那就是数字支教。
©支教主题微电影《大人请回答》
当时,腾讯SSV的数字支教实验室刚成立不久,正在探索如何把更好的课程输送到乡村。他们希望建造一个平台,提供师资,帮助老师和孩子们建立起一种更加可持续的关系,保证更好的教学质量。这其中重要的实现路径,就是和公益机构合作。
严霁玥和同事们广泛调研过许多支教领域的公益机构,发现在信息化方面,的确有改善空间。有的机构用的是自己研发的会议软件,很小。有的一会儿用企业微信,一会儿用个人微信,或者是别的会议软件。这些如散沙一样的点,缺乏一个聚合它们的产品。
而严霁玥所在的团队想做好这件事。腾讯在成立SSV之后,有专注数字支教落地的团队,有数字化技术与资源,还有多年沉淀下来的公益志愿文化,大家愿意用专业能力,为乡村教育提供更好的服务。
他们当时想的是,找一家公益机构聊一聊,它可能体量不大,层级不多,但是在一个地方扎得很深,基层最需要什么,对什么有痛感,他们最清楚。
这与薛寒对自己的定位完全契合——比起宏大的数据、组织、影响力,她更在意具体的人。多年来,他们一直保持组织的小体量。她开玩笑说,其实很怕被人问,“填一填你们的规模,你们计划怎么扩大影响力”。在她看来,她能帮助到一个具体的人,一个村小,得到一些点点滴滴的、细微的反馈,这已经值得了,“非常开心”。
数字支教团队同事和城市志愿者一起在学校工作 ©薛寒
不久后,薛寒从云南回到北京,到腾讯数字SSV支教实验室亲自走了一趟。她看到了产品的demo,也提出了自己的需求,比如更有效率地排课、更好地监督老师的课程内容以及更高效地收集学生反馈等等。
让她感到惊喜的是,过往那些让她头疼的细碎问题,在接下来的时间里,被腾讯SSV数字支教一个又一个地解决了。
“至少他产生了除了打工之外的想法”
现在在“企鹅支教”小程序上,已经能看到严霁玥和薛寒的工作成果。
支教平台,最核心的是课程。他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,是设计出适合乡村孩子们的课程。
薛寒始终记得,她在村小上课时,孩子们看到数学题说“小明打出租车几公里几块钱”,还没到做题那一步,首先问的是,什么是出租车?这道数学题,首先就变成了一道孩子们理解和认识世界的题。出题和做题背后,关乎城乡差异和教育公平。
所以她设计了一门课,找出了孩子们课本上的知识点,比如出现过的动物和节日,类似梅花鹿、端午节,解释这些名词,又发散开来,讲到跟它们相关的文学作品、诗句和成语。通过这些配套他们的课本。她想帮他们了解世界,让他们保持好奇心,弥合乡村与世界的鸿沟。这些课程都已经在企鹅支教平台上线,更多的乡村学校和学生都可以免费使用。
腾讯SSV数字支教双师课堂
西部的学生们,普遍没有说普通话的环境,就像红河的小学生,很多都是哈尼族,上了小学才开始学说普通话。因此,数字支教实验室联合北京师范大学,开发了一套针对孩子们的普通话课程。目前,普通话课程已经在1000所乡村小学落地。
所有的非学科内容,包括美术、音乐、体育和心理健康,在线课程都有涉及。对于村小的学科教育之外,提供了非常有益的补充。甚至,还邀请到了各行各业的大咖来为乡村孩子们上课。音乐领域有郎朗的“三分钟音乐故事”,科学领域有航天专家的课程,体育领域有姚基金打造的篮球专项课。
孩子们在成长,心理同样需要关心,他们也有“幸福课”,课程会在这个阶段,教孩子认识自我,制定目标,分清什么是“理想我”,什么是“现实我”,它们又是什么样的关系。
另一个被提到很多次的课,是职业启蒙课。孩子们远在山村,接触到的职业太少,在职业启蒙课上,老师们会介绍各种各样的职业,帮孩子们树立人生目标,让他们看到可能性。
腾讯SSV数字支教双师课堂 ©薛寒
数字支教实验室的另一位志愿者,曾经在广东肇庆的一所小学上过职业启蒙课。第一节课上,她问过班上一位姓卢的同学,长大后想干什么,当时他的回答是“去广东打工”。但一学期的课程结束,她再问同一个问题,卢同学的回答变了,他想做演员。“我想,不管他长大后能否真的实现理想,至少他产生了除了打工之外的想法。”
腾讯的支教平台,也在数字化方面给公益组织带来了便利。比如小程序的智能约课、排课、督巡课功能,解放了公益组织的生产力,告别了过去的“手动挡”。再比如小程序的“双师制度”,线上的老师负责提供优质的教学,线下的老师会保证更好的互动。另外一个功能是“小队模式”,解决的是志愿者讲师的流动性问题,老师们可以组队上一堂课,一起讨论、备课,如果有人临时无法上课,那么他/她的队友,可以及时顶上。
整个流程运转下来,课程有了,志愿者有了(甚至有了一万多人),上课的平台也顺畅了。
5月18号,采访这天,严霁玥打开SaaS后台,向我们展示了每天的课表。仅仅是在重庆一个地区,一天的课表就满满当当,下午的一个时间段,有70多节课在同时进行。
跟我们预想的不同,很多学校没有把这些线上课安排在下午放学后,而是安排在黄金时间,比如,上午九点,或者下午两点。足以见得,学校对于远程课的内容和效果的认可。相将于传统的线下支教,这种新的远程支教方式,不仅让落后地区也能够享有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,也让支教老师们的陪伴变得更可持续。不论他们在哪儿,依旧可以在云端陪伴村里孩子的成长。就在今年的儿童节当天,腾讯SSV专门推出了一条故事短片,讲述的正是数字支教的故事。
“我还是拥有自己的一个村儿比较快乐”
每一个参与支教的老师,可能都会记得一些可爱的瞬间。
中国油画院的张晓鹏老师,也是一名长期参与说线上支教的志愿者。有一天,她打开摄像头吓一跳——一把菜刀出现在了眼前,原来,镜头上撞上去一只蚊子,镜头花掉了,校长看到了,顺手抄起菜刀,把蚊子刮了下来。乡村的环境,就是这样质朴和粗犷。
就是这样的环境,但孩子们乐在其中。他们期待每周几节的远程课,一到三年级的孩子,会更活泼一些,视频连接的瞬间,就会听到他们的笑声。而到了四五年级,孩子们略略懂事了,就会变得很害羞,也不好意思说话。
但他们有表达喜欢的方式——每一次,有新的屏幕到了学校,孩子们都会抢着搬,他们甚至会争执起来,都要求把这块屏幕装在自己的教室。让薛寒她们同样意外的是,有一次,有个孩子偶然说出了一位支教老师的全名,实际上这位老师只为他们上过几次课,但孩子们都记得。
做这样一个平台,大人们的想法很简单,不是渴求给孩子们带来天翻地覆的改变,不是俯视。教育或许是世界上最不功利的事情,她们想的是,为孩子扩宽一些人生的可能性。
在这个过程里,老师和学生彼此看见,是很动人的过程。严霁玥记得,之前他们下乡回访,就是在红河,一个学生的爷爷带着两个鹅蛋,一大早赶到学校,请老师帮忙煮熟,悄悄塞进了志愿者的包里,志愿者离开后才发现。“你想想为了这两个鹅蛋,(他们)协调了多少人”,这是他们的情意。
孩子带老师去家里吃饭 ©薛寒
严霁玥还记得,上次她去红河,有个孩子问她:“老师,我数学考了四分,能不能去当特种兵?”她很难给他一个答案,但会跟他说,你今年六年级毕业,不能辍学,坚持把初中读完,你就有可能成为特种兵。初中学历是一块敲门砖。她承诺他,“我六月份还来,要看你上初中。”
很多时候,教育可能就是这样,立足人的一生成长,像埋下一颗种子,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长成大树。身处这样的现实之中,大多数的孩子,或许也不会成为科学家,也很难有机会从事那些被认为更为体面的职业,可能在几年后,他们依然会出门打工。但薛寒和严霁玥都认为,经过了这些课程之后,至少孩子们不是赤手空拳,至少老师们带他们看过了一点点世界。
严霁玥给孩子们上课
某种程度上,对于薛寒自己,来到红河,也是她职业生涯的某种转折。
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出生长大的她从小习惯于任何人之间的距离感。但在红河,这种距离感被打破了——村小的老师,天天喊她回家吃饭,孩子们自然地依赖她,因为她怕高,他们会叫她“怕高”老师。
在村子里,大家很自然地一起吃饭,一起玩耍,有家的感觉。这种自然让她觉得,也许保持距离感才是一件不自然的事情,她变得更加开放,与这样一个陌生的山村,产生了从未有过的、深深的连接。
数字支教也拓宽了他们工作的可能性,比如让效率更高,让更多人参与,让形式更灵活,也让孩子们更喜欢和欢迎。这些也都让支教这件事本身更有生命力,更加可持续。这些源源不断的反馈,也让薛寒,让她所在的小小团队,更有信念感,觉得这件事儿他们能干,而且还有这么好的伙伴们在支持,他们并不孤独。现在,她的课程已经遍布了红河的13个学校,到这个学期结束,会扩展到20个学校。直到现在,她和同事们聚在一起还会聊,“如果当时没有霁玥找到我们,没有那个电话,可能我们没有这么大的信心,把它在这么多的学校铺开、落地。”
在采访的最后,薛寒讲起了两件她印象很深的事情。
第一件是关于她2021年暑假教过的那个小女孩。她们刚认识时,小姑娘喜欢唱歌跳舞,对学习的热情不大。但跟着薛寒学了一段时间英语,她的学习兴趣变得更浓烈了。有一天,薛寒发现,小姑娘居然学着她的样子,在黑板上教比自己小的孩子们英语。
现在,小女孩已经上了初中,也是偶然的一天,薛寒遇见了她现在的班主任,那位班主任很轻描淡写地说:“如果当时不是遇到了你们,我觉得她现在不会是这个样子。”但这句话对薛寒分量很重,她想,放弃原本的职业、走上这条道路、这么多年她内心渴求和追寻的东西,也许不过就是这么一句话。“我会觉得,教育,确实是有可能通过你的陪伴,去改变一个人的。”
©支教主题微电影《大人请回答》
第二件事发生在前两天。薛寒和她的搭档,开着车,去离学校一个小时车程的快递点取快递,那是一家企业捐给孩子们的文具。是很大一箱东西,他们装不进后备箱,只能当场拆掉。
那天风很大,风里还带着土,两个人灰头土脸的。薛寒的搭档叹了一口气,说:“哎,我是不是坑了你?你北大的同学,要是知道你现在在街边拆快递,他们会怎么想?”
薛寒哈哈笑了,说:“他们应该会很羡慕我吧?这多好呀。”
搭档又说:“当时你要是没离开公关公司,现在应该在CBD拥有了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了。”
薛寒又笑了,她说:“不不不,我还是在这里拥有自己的一个村儿比较快乐。”
作者 | 李肖 编辑 | 苏靖 出品 |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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